记者：赵静委员比较关心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危重病人抢救的环节，您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问题的？
赵静：很多时候在媒体经常会看到，农民工发生了不幸的事故，他们的救助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有在我周围，每个家庭都会遇到保姆，还有餐馆的服务员，你会问她，你在北京得病怎么办？她们都是一副很无奈的样子。最轰动的是那一年有一个生孩子的，她就发生了意外，很多人都在谴责医院，也有人谴责农民工，说为什么不对他妻子实施医治，最后他不签字。不签字的原因，并不是说不想给他老婆治病，而是怕医治完了以后，跟他要钱他没有。作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农民工也成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生存问题，包括他们的医疗问题，都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的建议内容，要设立农民工危重病人抢救基金。我想这个基金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当时我提出这个提案之后，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了我一个答复，他们的答复说，我们在截止到目前，外地务工人员参加北京市的医保人数达到166万，这个数字体现什么？其实北京从2001年有关外地务工人员到北京，怎么样上医疗保险，就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一直到2004年，北京还专门针对农民工，出台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暂行规定，实际上是对参保人员的突发，发生大的病，都有医治的办法。在05年的时候，为了农民工参保又提出关于加快本市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无论有没有给农民工上保险，如果农民工在企业工作，视同参加保险，为什么在社会上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政策制订非常好，我们具体落实的时候，具体情况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说现在北京市出台的解决农民工的就医问题，166万大部分据我了解，是和大的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它占很大一部分，等于当你在实施这个工程的时候，你必须履行这样的职责，否则不能开工，他们给农民工上了保险，他们不存在问题。还有外来务工人员到北京工作，工作比较好，他自己就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外来务工人员也算在166万当中，他在整个农民工当中是强势。我们在北京每年有1000多万的流动人口，有几百万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比如刚才我举例说的那一家子，还有在北京的家政服务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大部分都没有，他们出现了问题，虽然说可以享受和入医疗保险一样的待遇，但是他本身没有看病的钱，比如说到医院，除非得了特别大的病没有办法，然后医院给他实施。我到北京市卫生局了解，北京市卫生局说，有关同志答复我说，北京市每年挂这样的账有几百万，就是实施不了，原因是没钱，到结账的时候跑了，这种情况大有人在。政策虽然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环节来实施，再好的政策，落实不到农民工身上。
我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是说我们有多种出口来针对农民工解决医疗问题，一个是通过设立农民工危重病人抢救基金，这个基金是公益性的，比如说你到医院你没有钱，你凭你的有效身份证，因为你来医治的时候，医院先实施医治，这个钱是由谁来出，是由工作单位还是由基金来出，就由社会组织来衔接这个工作，比如他在打工，他单位破产了，想让他解决还解决不了，有一些要通过大病的基金会来解决，我想有更好的办法。
记者：有的没有工作单位，四处打零工，他们并不知道有一个规定在保护他们。
赵静：这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概念，外来务工人员含农民工，也不完全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外来务工人员当中，166万入保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筑工地危险性的，所以由单位给入了，还有一部分到北京来打工的高级白领，也算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也入了保险，我到北京来也没有规定的工作，东打一下工，西打一下工，由哪个单位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我还有一个建议，现在国家为了让九亿农民都能享受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政策对广大农民是非常的有好处。大概是一年交50块钱到10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5000到6000，甚至30000的政策非常好。但是这个政策当中也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在北京打零工出现了问题，我家在四川，我必须跑到四川去报销这样的费用，给农民工又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些费用怎么实施，所以在我写这个提案的时候，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登了一条，四川的农民工和北京有关的医疗机构实施了两地互通，所以我觉得挺欣慰。假如说全国的医疗机构都能够实现这样的互通，我们解决农民工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看不起病的问题，就有了非常好的出处。
记者：现在他们面临的几个问题，首先拿不出钱，先把这个病看了，好不容易凑齐看病的钱，拿了一些收据，该找谁报销，这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赵静：是的，即使东借西借拿到这个钱，找到用人单位去报，这种情况能够解决的很少。最好的一个出路就是打官司，大家都知道也要钱，而且费时费力未必能找到钱。虽然可以事先借到钱，但是讨债的路实在太艰难。
记者：可能有一部分借不到钱，就会发生开始的悲剧。
赵静：我们有多项的出口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减少不幸事件的发生。
记者：您提到的基金，当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到医院去能够直接先看病，有一部分钱帮他们垫付，还是他们凑齐了钱以后，能够给他们一个非常快捷的报销之路。
赵静：我当时说设立这个基金是公益性的，当然我们还要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至少要凭有效身份证，医院实施治疗，至于这笔钱该由基金来承担，还是由保险单位来承担，那就是下一步专门有一个机构来认定，谁都承担不了，就由基金来承担。如果有出处，比如你跟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们有零散工的形式，也能够报销一部分，还有一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可以实施报销一部分。就算到北京发生了这个病，要回乡去报销，目前全国没有实现这样的联网，也会有一个渠道，事先由这个基金来对这个病实施医治，至于最后的报销程序，只有这几个渠道都走不通，由它来承担。
记者：这涉及到建立基金以后，应该会出现新的部门专门管这件事。
赵静：我觉得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北京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他们就可以承担，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政府来承担这样的职能，来去协调和解决，可能比我们下面一些民间或者组织协调能力会强一些，由社保部门承担起这样的职责，这个难度会很大。如果不建立，制订政策的部门，如果要有实施的细则，还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如果现在就是这个政策本身出台了，为什么现在落实起来很困难，就是因为多投，比如是有这个政策，但是最后来找我，比如走到打官司，通过这样一定会赢，但是走的路太长，基金的解决应该由民政部门来设立基金，对于基金的管理可能有相应的部门。如果设立了农民工危重病人的抢救基金，除了基金会履行审查职责以外，我觉得还是由劳动保障部门，由政府出面来协调归属问题，政府部门应该成立，他们有相应的部门，但是关键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如果不承担这个责任，只是作为一个文件下发，那还是让农民工他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政府应该承担，出台了政策还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记者：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这些。
赵静：从现在来讲宣传力度挺大，包括我们的媒体对这一块，我认为宣传力度比较大。关键是说，我提出大病基金是对第一次看病就没有钱的那些人，因为第一次看病有钱回去要钱，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能要回来。现在很多农民工包括在京务工人员已经清楚这点，先看病，即使不签订合同，看完病以后，也得实施这样的程序。第一次就没钱看病，如果你没有达到病危的那种状况，推到医院，医院要履行你去挂号，对危及生病的病人，医院有畏难情绪，医院要实施救助病人，但医院不是福利机构，医院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包括及时救助，但是是不是用的我们讲的最好的，或者那样的，我不敢枉加评论，下一步要实施治疗，这个病不是说突发以后，是活了，但是后一步怎么办？谁来解决这个，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他后续的治疗费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记者：您这个建议如果运作起来以后，首先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心里有谱，先救活了，钱肯定能要确定，这样能够达到有效率挽救生命的过程。
赵静：我做这个提案的时候，到卫生局做调查，每年挂的有几百万，这个钱要不回来，他们不知道该找谁去要。社保有一个政策，卫生局要实施，医院要实施救助，中间环节谁来做，他们跑了，这个钱谁来追，是社保追，还是卫生局追，大家都觉得中间有空间地带，怎么来运作都是空的，我提出这个通过这么一个机构。
记者：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赵静：我希望我不愿看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媒体在谴责谁谁谁，为什么不救，像我们原来看到的抱头痛哭，他的老婆死了，丈母娘拳打脚踢，说为什么不救我的女儿，我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看媒体曝光有些医院不救治，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都跟我们的制度设立，和我们制度的落实有关系。假如有一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不出现这样的空白，我们就不会看到我们不愿看到的情景。
记者：并不是人的问题。
赵静：是制度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善心，这样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中间衔接不上，再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也是一纸空文。其实他们在回复提案的时候很认真很慎重，和我想的还有一定的距离。
记者：希望中间管理的机构赶快建立起来。
赵静：假如今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在明年两会的时候，还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更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