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晚上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人物周刊》，我是邢云。说起地震，32年前的唐山和今年5月12号的汶川应该是永远地钉在我们的记忆中了，那种痛，用撕心裂肺都不足以形容。汶川地震之后，很多人都把它和32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较，许多的相同与不同，让人们的心一次次给深深地触动。在许多的相同与不同当中，最让我有所感触的，是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对地震情况的了解速度。2点28分，汶川地震，很快人们就从各种媒体上获知了地震的中心地区，这之后12点55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地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16点40分，温家宝乘专机从北京起飞赶赴灾区，并且在专机上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救灾工作。19点10分，温家宝一行已经抵达成都，随机乘车前往震中地区。20点，温家宝赶到受灾严重的都江堰。以上的这一组时间的排列，让我们在回忆起汶川地震的时候，心中积累了一种安慰的感觉，而32年前的唐山地震发生之后，由于通信的中断，甚至连党中央国务院在相当的时间内都无法获知震中地区的时间，直到唐山矿的一位工作人员开车来到北京，报告地震的信息，救灾工作才得以安排下去。而那个来报信的工作人员也被大家作为传奇人物记录下来。讲述这些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记起来了，今天7月26号，再过30个小时就是唐山地震32周年纪念的日子了。
邢云：32年了，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我相信今年对于这个日子，唐山人会比以往更加地敏感，因为汶川地震激活了唐山人记忆深处许许多多记忆的碎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李玉林，那位在唐山地震后开车来北京报信的人。
李玉林：27号是我们矿的高产日，我是26号的晚上到下井。夜班连6点，等于26号晚上下的井，第二天又连了一个6点，我是5点多钟上的井。
邢云：您那时候是工会主席也要下矿？
李玉林：那阵全国学大庆搞开滦嘛，四五期间，5年的时间把一个开滦得变成两个开滦，产量的话得翻一番。所以说那时候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抓的开矿的点，那阵的话全国都拍仗，惟独开滦出煤。最紧张的时候，总理给来电话，24小时得运到北京36000吨煤，如果运不到，东西长安街的灯都得灭，紧张到那种程度，就说如果这24小时的你运不到36000吨煤，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失误。所以那阵我们是怎么办呢，一下去之后就是几十个小时，怎么办呢？注水，死气白咧的出煤，多的时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向上面调度室问，差多少差多少，不多这个数的话不上井，有的工人在下边连着5、6个班，7、8个非常正常的。
邢云：李玉林，1935年生于河北唐山，1949年进唐山开滦煤矿做矿工，1950年参军，在朝鲜战场荣立二等功，1959年转业回到开滦煤矿。唐山大地震那年李玉林42岁，他记得地震前夕唐山矿正在为高产庆功大会做准备，那时候整个矿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李玉林：因为28号我们是全矿开万人大会，庆祝1975年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所以那阵全矿的干部家属那是没黑天没白的，包括这么小脚老太太都下井去支援高产，给家属组织背着水桶，自己拿茶叶，自己往里搁糖，给一线的工人送水去。
邢云：可以说那时候生产轰轰烈烈。
李玉林：轰轰烈烈，而且家属和工人都想到一个点上，给国家解决困难。
邢云：结果就没有想到。
李玉林：结果上井以后，因为第二天是全矿万人大会我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所以上来以后不少文件我了看，签了签字，然后挨个转，包括俱乐部也好，就是大会的准备情况，到那儿看一看，咱们宣传组的同志和宣传队那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邢云：我看有些报道就写当人们在这种非常祥和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不知道有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走进。但是思想上有没有？也有。就防范的意识。1975年海上海城地震咱们这儿震感也不少，咱们这儿也做了一些准备，把啤酒瓶子倒着搁着，是怕一晃就响。
邢云：这次7·28大地震之前就这样做过？
李玉林：做过，而且学校也组织过学生们一旦有震了以后怎么的，有秩序的疏散，别乱挤坏了，踩坏了怎么的，也有过这个准备，但是那时候没成想在眼前在脚下酝酿着这么一场大灾难，这谁也想不到的事，一点感觉没有。但是你说没感觉吧，也有好多迹象咱们都没抓住，你比如说拿我们井下工人的澡堂子，头半个月澡堂子水是桔子皮色的，那叫橙色，橙色的。我也找工程技术人员我问，我说这水怎么这个色？他说那可能井下的管道出问题了，就是自来水的管道，它一出来问题了，漏了，泥水就上来。我说那也不对，泥水上来它是浑的，你在大水池里面看是橙色的，你要拿到玻璃杯里面一看还是清的。那就是水里面化学的变化，实际那就是前兆，那时候脑子也没那么知识，也没有科学的水平。
邢云：现在想起来多后悔。
李玉林：后悔。
邢云：如果当时能够多想，也许真的能够。
李玉林：这是27号的晚上，结果我在那儿回来以后，因为我是26号晚上下去的，我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一到11点多钟我回到办公室，就太困了，我就躺下了。
邢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李玉林不知道，如果他就这样睡过去的话，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电话让他躲过了这次劫难。
李玉林：躺下以后我们党委书记杨义生给我打电话，李玉林你干啥呢？我说我都躺下睡觉了。他说你到党委来一趟，我说事要紧不，我太困了。26号晚上下的井，要是不紧的话，明儿再说。他说不行，你赶快过来，他说这事挺重要，那我得去，下级服从下级，他是党委书记，我是党委委员。从局大院里出来了，边走边谈吧，结果走到毛主席语录牌那儿，我们在那儿说，他衷心地找我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哪儿都好，就是你这个脾气，你这个嘴不行。可是他的苦衷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是革委会的常委，党委委员。
邢云：是思想交流？
李玉林：思想交流，是教育我，帮助我。他说你工作上也好，什么上你没毛病，就是你这个嘴，你这个脾气，他说你现在是领导了，你不是开汽车，你开汽车的话，你愿意跟谁打跟谁打，他说那无所谓，影响面小，他说你现在当领导了，是干部，他说你这样两句话不行的话你火冒三丈你就跟人家吵，他衷心帮助我的就是这个意思。
邢云：讲到这里的时候，李玉林的眼睛中明显的有泪水涌上来，30多年了，他说那一次的谈话永生难忘。
李玉林：一个是他对我的教育我忘不了，3个小时以后他就死了，就砸死了，所以他对我的帮助也好，教育也好，始终这么几十年我仍然按照他教育我的那个路子走，做人。
邢云：其实两个，一个是巧合一句话救了您一命。
李玉林：对。
邢云：另外一个巧合，那会儿他对您的最后一次教育。
李玉林：所以说，我们俩在那儿谈到有12点，说的12点。他说你几天没回家了？我说得有个3、4个天，4、5天，我说我想不起来了，那阵包括他们也是这样，没有说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没那个概念，黑天白夜的在那儿滚，就是这样干。结果我说我好几天没回家了，他说工会这段工作太累，我知道。他说今天你就回家休息吧。那已经到那儿，我离家就不太远了，直线走也就是二三百米了。
邢云：你就回去了？
李玉林：回去了。结果我们说完了以后，我说那就谢谢吧杨书记，你对我教育。我说我感谢。他还一个劲儿拉着我手说千万得改。但是那阵他的苦衷我不知道，赶到地震以后，老仇不是在路北区当书记吗？我找他去了，我说老杨跟我说的话，我总纳闷，非得跟我谈，第二天谈不一样，我说到底咋回事。那阵我就提党委副书记了。他说我告诉你吧，你是党委委员，当时咱们唐山矿党委往区里报了两次党委常委工会主席。那阵我是副主席。
邢云：都因为您的工作方向？
李玉林：就是因为我打架，脾气不好，也不管你是谁，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就因为这个两次都没批，杨义生的苦衷是在这儿呢。后来我这么体会。
邢云：所以后来您就会更感激。
李玉林：感激他。
邢云：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事情的结局，而切切实实可以预防灾难的一种判断，却可能被你忽略过去。
李玉林：我们俩分手了我就老家，到家以后，都27号晚上了，我们住的那楼是一排5户，这么一个小胡同，我爱人和那几个大嫂子胡同口坐着唠嗑呢，那天特别热，特别闷，也都没睡觉，我回去了以后，我老伴就说今天咋回来了？我说今天咋回来，今天有特殊情况。我说家还有饭吗？她说哪儿有饭呢。吃的秫米水饭，把粒都吃没了，就剩点米汤。那天也挺热的，我说喝了。水饭的那个水喝了这么一大碗，也挺热，我就拿着个板凳，我也跟着那几个大嫂坐那儿去了，可是我刚一坐那儿，我这人身体上敏感，我就觉得脑子一迷糊，我说地震。当初很自然的反应我就喊出来了，我说地震。你说这几个大嫂子就乐。说李玉林净造谣，她说我们咋没感觉，我说我坐这儿真感觉出地动弹了一下子，我迷糊了一下子，但是不是那么太大，很微小的。相当短，就这么一下。最后大嫂子们都说李玉林净造谣，吓唬我们。
邢云：让人嘲笑了一番。
李玉林：对。完了就说些矿上的事，到一点多吧就回去休息了，赶到地震以后4、5天这样，我看到这大嫂子当中的其中两个，最后见着我她说，李叔，她说你说的那是真的，那是地震，你说咱们当初都不回去睡觉，这得少死多少人。
邢云：有些记忆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就像汶川的劫难，让人们永远的记住了2点28，唐山地震让人们记住的是3点42。
李玉林：第二天早晨3点42分吧，那个地声，现在又是回想起来的话，还仍然瘆人，现在要提起那个地声来，鸡皮疙瘩还出来。
邢云：那是一周像什么声呢？
李玉林：那种地声的话，最后我起来的时候，当时我醒了我一看我们窗户，我说坏了，因为啥呢？那阵有地声了，没晃没颠，我们那是绿窗户帘，深绿窗户帘已经变成白的了。我爱人说，开始是红色，以后变的白色，一看有地声，啪啪把我拍起来，地震。等把我拍了以后一看窗户帘是白的，我们都当过兵，我们住的叫阁子楼，楼下两间，楼上两间，楼上的是木板窗，楼下的是火炕，我就从炕上骨碌下来了，现在在唐山矿机电科当团组织总支书记的老四，他在炕头上，我们俩都骨碌下来都没管这个孩子，我等爬到地下以后，那个声音怎么说呢，因为我没砸坏，整个这过程我是我体会的最深的，就比打仗的时候那个万炮齐鸣的声音都大，相当大那声音。那个声音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起鸡皮疙瘩。完了以后是先颠，我当时两个肘，咱们在部队学会卧倒了，两个膝盖这么猫着，这么待着。等到颠的时候，就把我这个人给颠起来三四十公分高，就这么颠，颠完了以后，使劲晃。
邢云：赶紧往外跑啊。
李玉林：出不来。我跟你说，井下，我七弟弟正在井下，就跟那地铁似的，井下那大夯头，他们都下过井。一说有地声都跑，结果一晃，摔倒了，起来还想跑，这一起来，从这里甩到那里去了，8米的距离这个人都跟飞人似的。
邢云：人已经失控了。
李玉林：就是那个力量太大。所以说，唐山市的建筑上当时防震的程度也不够，就算你防震程度够，那么大的震级也不行。你算算他这么颠的时候，把地基都给你颠酥了，大约时间也就是20多秒，就听到整个唐山市哗，这个就跟海水涨潮那个响似的，就这个响哗，整个唐山市房倒屋塌的声音，等倒了以后，不动了，我爱人我俩起来了，这时找小四就找不着了。炕整个塌了，最后灯也没了，都是砖顶的炕，最后在炕角上找到了，那成了个小黑人了，底下不烧火的烟筒嘛，那个灰，整个把他提溜起来后我们出去了，等到院里以后，一看，除了有的树是直的，电线杆子直的，房子没了，全没了。
邢云：刚才我们说过唐山和汶川，间隔32年的两次大地震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都是相同的。比如汶川地震中，用生命卫护孩子的母亲形象，在唐山地震中同样出现过。
李玉林：我们这个楼旁边的平房，局里原来管电话的那个，现在这个小孩也得40多了，当时他是十二三岁，这个小孩他爸是局值的一个干部，原来管电话的。李叔，李叔，我孩子在底下压着你帮帮忙。结果到那儿一看，他是平房，平房上面的房盖得有这么厚，我们这儿平房的结构都是使酵子，炉灰和白灰搀的，特别厚，我说那不中，咱们要救这小孩的话，得先把这个颠起来，我说这样吧，我们三个人掀，掀起来一点垫一块砖，掀起来一点垫一块砖，垫到这么过，也就是四五块砖那么高，人到急的时候可就不是平常的劲了。掀这个大房盖，一较劲的话就把这房子立起来，立起来我就推倒了。这时候孩子的声音就听得特别清楚了，我就把碎砖乱瓦就往下扒，扒的话，前面露出一个脑袋来。那就是他妈。脑袋整个砸烂了，已经死了，血还是热的呢，都是热乎乎的。脑浆子和血还往外出。要不说伟大的母爱，就是在房倒的这一瞬间，她把孩子掩护到她底下去了，要救这个孩子你非得把她给拽过来，要没这个妈，这孩子就完了。
邢云：唐山和汶川间隔32年的两次地震当中，有许多的相同也有许多的不同。这里是新闻广播的《人物周刊》，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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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云：欢迎继续收听《人物周刊》，我是邢云。今天是7月26号，再过30个小时就是唐山大地震32周年的日子，今天我们节目介绍的是第一个把唐山地震的情况传进中南海的李玉林的故事。唐山地震发生后，当年42岁的唐山开滦煤矿工会主席李玉林，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心中想到的是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够救唐山。
李玉林：唐山这个灾难不是一般性的，铁道都是这个形的了。
邢云：都是卷的。
李玉林：都是S形的，在南门那块的话有块铁道还断了，断了的话，铁道断的直起来得有两米多高，你说得有多大劲。
邢云：那股力量得有多大，就是那铁轨能够生生的掰断。
李玉林：他就两边那么大螺丝，铁轨和铁轨接轨那地方生给弄断了，多大劲。因为有枕木，我就没穿鞋，就是一个三角裤衩，光着脚丫子我就往厂里跑。跑的过程当中，我越跑就越害怕。为什么害怕呢？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整个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了。
邢云：什么声音都没有？
李玉林：任何声音没有，就是一个草，虫，一个鸟，连个虫叫的声音都没有，但是我跑的过程当中，我心跳我听出来了，你说静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顺着那个道木跑。原来我们的坑木厂都是原木、松木、柏木什么花木，水曲柳，山芋什么的，原来一垛一垛码的特别整齐，现在都不像样子了，遍地全是，那个垛全洒了，这时候我脑子里就有想法了，这时候产生的是，就说明我这10年兵没白当。我知道这么大的灾难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下令，任何人你调动不了解放军，非得是党中央，要想让党中央毛主席尽快地知道情况，唐山人们就有救了，如果不然的话别人谁也救不了。可是我要顺着铁道走呢，离我父亲母亲他们住那儿也就200米，当时我也想上那儿，这人都是有私欲的。这么大的灾难，我父亲母亲咋样了。可是反过来又一想，我是矿上的领导，井下还有几千人呢，究竟是哪个轻哪个重。
邢云：当时真的会这样权衡？
李玉林：是啊，你得权衡啊，你自己不是说一说，我当时也真想去看看我父亲母亲到底是咋样，到厂里的西门，唐山矿的西门那儿，那个惨状现在想起来，就当时那个环境，整个对着西门的这里有个老太太，那不是哭，是吼，什么叫吼？光张嘴没声音。旁边还有一堆火，那是咱们开滦井下的工人，早早起来给儿子做饭的。开滦院的那个楼整个都塌了，一个人压住腿，脑瓜冲下这么吊着，就他的声音喊救命，在那么没有声音，那么静的情况下，那阵是醒过来了，你要说那个静的情况下，我在家就应该听见，但是都没听见。我说怎么样？他说没砸住，就是出不来。里边乱料太多，就是乱七八糟的堵着他呢。我说你们赶快扒，他说李叔，赶快给市委打电话。我说四侄你净扯淡呢，我说你给省委打电话，一个是没电话，你给省委打电话，省委动不了千军万马，只有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了情况以后，咱们唐山人才有救呢。
邢云：当时电话是不是已经不通了？
李玉林：什么都没了，还电话呢，就包括现在这个条件，唐山那么大地震你手机也打不出去，因为他发射的功能就没了。救完了我就跑废墟上看了看，因为我们街这条马路是市革委大楼，全平了。从废墟上下来以后，我说这得赶快走。咋办呢？我说这么大地震，得找个汽车，那阵这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得办法，哪怕扒也得找出个车来。我就从党委那儿往回跑，正破到西门的时候，崔志亮就把这车开回来了。这个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井下工作全靠井上的风机往下压风，就是输氧。我们大鼓风机，就是1200立方的风车，它是两台，这台工作的时候，这台检修，等这台检修好了，这个到日子了以后换这台，这个停。那天正好倒风车，小崔把它们送到了以后，他就把车搁马路边上了，那就是到市郊的马路边上。结果这一地震，20多个人，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区科长，还有技术工作20多个人。这20多个人要是不跑，就在大风车里头找个旮旯猫着一个死不了，一地震以后一跑，正好他们出来的时候，十几米高的厂房一拍，20多个人全部拍死。这个时候小崔在车里也晃醒了，一看，这一倒他看得特别清楚，他下了车就去招呼这些人，招呼谁谁也不没声了。小崔这时候一看也顾不得了，当时小崔的意图是回去以后招呼救这些人，他从市郊往市里看，越走越严重，要说起来，咱们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支撑的这一点不假，他开着车路过家门，他那个家离着马路边上也就30米。
邢云：没进去？
李玉林：没有，他当时想法赶快救人。等到从中南海回来以后，晚上我见着他了，见着我抱着我就哭，爱人和孩子都没了。这以后我看他车进来了以后，我说小崔赶快掉头，跟着我上北京。
邢云：过去这么多年，想起来其实还是非常难过。
李玉林：就是跟眼前的事一样。我说不能把这些同志都忘了，不能忘了。他如果作为一个工人来说，从风井路过自己家门口，到自己的房子跟前看看，就是说扒扒自己的爱人，扒扒自己的孩子，不过分，不算什么。结果的话他也是部队回来的，他是1972年在部队入的党，当时那还是说明人的思想是先进的。我说你赶快掉头，开着车跟我走。当时他表示的挺坚决，李叔，我听你的，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为啥他管我叫李叔呢？他的亲叔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连的战友，还有这层关系。所以说上北京去谈何容易。他有几个条件。第一，这是第一个条件，我是矿上领导，我有权调这个车。第二个条件你路得熟。
邢云：而且当时震的东南西北都找不清了。
李玉林：但是我平常脑瓜子记的东西比较多，越是坚固的角，地震坏的越严重，整个结构颠散了。因为我是开汽车出身，唐山地区公路的话我是个活地图。当时我们这是个条件，你别人去还进不了北京，你走房山吧，房山大桥坏了，你走天津吧炉台大桥坏了，你要上北京去必须得过淮千河，而且那边必须过集京河。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绝对对的。唐山地区公路上只有唯一的一个桥就是鸦洪桥，那是木头桥。惟独那个桥是木头桥，都是底下这么粗的木柱顶着，这个木柱有柔软性，结果我们开到那儿的时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桥没倒，我先在上面走了一趟，使劲蹦蹦，没事。但是这个桥面都是大窟窿小眼，就是桥面的东西都给颠没了，但是有的地方打各个车道还可以绕过去，在车上打调车那是不容易的，我就在前面指挥着小崔这么开着，后来过去了。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我选的这条路是最不好走的路，因为它是三级公路，所有的公路都是村庄土，村庄毁坏的挺严重，把受伤的扒出来搁马路上，因为就马路平。从唐山走了几个村庄，巴山庄，元大里，韩城，一直到徐宁屯，其中倒有7、8个村你一进去以后，你说那阵那边黑，一下看到亮了，那人们都好像看到希望一样，相当激动，赶快掉头，把我们的伤员拉到唐山抢救，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同志们，我们这个车上北京给党中央毛主席送信的，我说唐山一百多万人都在废墟里压着呢。可是那阵的话，群众觉悟高，通情达理，这车是上北京给毛主席送信的，这些工人帮了大忙。这样的话，他把车头调过来，我就要上车，曹国成就跑来，就是我们上北京去的曹国成，当时是武装部的一个干事。他上车了，袁庆武也跑来了。
邢云：这车上一共四个人？
李玉林：四个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力量，我说上来。上车就开出去了，正好到西山口，也就是离开西门150米左右这个距离，从北边来了那么一帮人，都抬着伤员，就是上开滦医院抢救，结果抬到路口一看，开滦医院整个倒了。
邢云：这儿的灾情挺严重。
李玉林：把重伤员放到那儿以后一看来车了，他们拉着手想劫这个车，小崔有点犹豫，我说小崔绝对不能停，只要是停止了以后，咱们唐山市绝对出不去。你看最后邰学良跟我聊地震以后的情况，就是南厂有个小195拖拉机，那人们都恐慌了都想跑，怕再震。就45公分左右这么一个转向杆上面站四个人，何况这个汽车呀。
邢云：45公分？
李玉林：就想逃生。你说那上头得站多少人，我说小崔不能停，必须得冲过去，小崔瞪着眼睛就开过去了，这些人一看没有站的意思，松开手就跑了。跑了以后，这些人都是善良的人被激怒了，等我们车过去以后，在地上捡砖头、瓦块砸我们这个车，你咋不站住，砸的车响。
邢云：我记得有一个细节，说您跟车上的这些人说咱们这些人一起去北京，无论半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谁活着谁就往北京走。当时为什么想到那么惊险？
李玉林：因为当时不可知的东西太多了，究竟郊区怎么样，别的地方震的怎么样？这个车能不能出事故，这都是不可知的东西。我们从西山口冲出去了，一直到现在的老电视机厂那儿，我这个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是心里难受。我说你们看，咱们从西山口到电视机厂一共是4公里，这是唐山市的一个主要街道，在这个街道的两旁大约不是7个就是8个大招待所，一个人没看着，就在老唐山饭店那儿，我就看到3个溜走的老头，蹲在那儿也是吓的不敢动了，就在马路边上蹲着。那是起来溜早的老头。我说就这几个招待所，起码就得有上万人。你说咱们一道，南半部，还有咱们的公房区没看到人，说明这些人都在废墟底下压着呢。
邢云：您就知道这次死的人太多了。
李玉林：是。我说要咱们几个，我说你们几个都是党员，我也是党员，咱们的责任就是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说这个路上还不见得出现什么情况，车翻了，或者什么事，我说只要是谁活着，这个信必须得送到北京。这几个同志一看我难受，他们也就掉眼泪了，实际上心里的难受更凝聚了我们心里无论如何到北京去，都要把这个事情办成，更有这个凝聚力了。赶到天亮的时候，到了玉田，当时到玉田县为什么停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车的油不多了，那阵没有现在加油这么方便，那阵油还是桶备，到玉田县委我一个是问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北京。打电话他要通了肯定比咱们人去跑的快，结果到玉田县委一打听，一个值班的领导说哪儿都不通，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加油。那还得现找人，那时候在大桶里面往小桶抽过来再往汽车里头加，结果就这么着在那里耽误了有40分钟，如果半道上一点耽误没有的话，那7点以前我准到，那速度是开的相当快的。继续往西走，我说咱们到蓟县看看，如果蓟县能够打通了的话，那还是比咱们汽车快，到达蓟县。一进蓟县县城，那阵天就亮了，看到人们东南西北往哪儿跑的都有。我说糟了，人们面部表情那是相当的恐惧，我们找到蓟县县委，那说的特别干脆，我说你这电话能不能通北京？他说连天津都不通。我说那没戏，走。
正要走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派出了向东南西北四路当中向东的这一路，其中有一个瘦高个，他就说同志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们唐山的，开滦煤矿的。他说唐山怎么样？我说唐山整个房子都倒了，整个一百多万人都在废墟底下压着呢。他说唐山是震中。他说这个同志，我跟你商量一下，你们能不能下来一个同志领着我们上唐山。我说那可以，我说老袁，他岁数大点。我说来的道你都记住了，他说记清楚了，我说你领他们上唐山。他们下来一个姓卞的一个同志上我们这个车，我们就从蓟县向西行，这时候就开始下起雨来。到北京那天早晨马路上的话，那雨水得有这么深，我们从哪儿进去的呢？从通县进去的。结果我们就开着车，我就脑瓜子这么踅摸着找，结果看见有一个大门口，门口有个电话，就把车停在门口，我就跑过去。是一个老头看门的，我说大爷，我说这个电话能不能通北京。这个老大爷也急了，你这个人怎么的了？一看我跟个泥猴似的，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唐山地震了，我们上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灾情来了。他说同志你都到北京了，你还找北京？我那阵那个脑子紧张的确实是我不知道到哪儿了。就一门心思想的是北京，可是他这一说，我才一瞅到通县了，那时候通县北边有个疗养院，我一看都到这儿了我还打什么电话。过那通县桥就上了长椿街的大道就直接奔中南海去了。那时候北京马路两边人山人海，因为他唐山地震破波及到北京了，老百姓都出来了。那阵要是有穿雨衣的，打着个雨伞，那算高级东西，顶着盆子的，顶着什么的都有，那阵雨下的特别大，就这么着快到建国门了，就过友谊商店那里了，我就有点找不着北了。我说咱们都知道找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党中央在哪儿？我就问地震局的老卞，我说毛主席党中央在哪儿你知道不？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咱上哪儿去。
邢云：往前一直开呗。
李玉林：原来我开汽车的时候，都是大货车，哪个厂子的我都清楚，你说找党中央毛主席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这时候我就琢磨了。我就知道新华门那是个大地方，那个门口也大，也有站岗的，我说就奔那儿去。正好从通县过来是一条直道，结果到那儿以后了，那速度也挺快，当时门口是两个持长枪的解放军。那时候没有武警，解放军那红领章，红帽徽，有一个拿短枪的，那是带班的在那儿站着。因为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叫着警报器进的北京，那速度好快一点，叫着奔那儿去了，原来三个人，哗啦出来一下子有一个班端着枪，我一看坏了，我说这不是欢迎咱们的姿势。我说咱们有点冒失了，我就一挂三档，就到了右边第一个花灯的底下，我在那儿停下了。这一停下不要紧，从六部口跑来两个民警。那阵民警是穿白衣服的，那是百米的速度跑过来。
邢云：党中央重地，你敢在那儿停下来了。
李玉林：当时看那个意思，就要把我揍一顿那架式，我一看我知道咱们自个儿错了，我推开门就蹦下去，他一看我，那俩人生气的表情就没了。眼睛瞪着，也傻了。咋来这么个人呢。泥猴。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同志，我们唐山地震了，我说一百多万人都在废墟底下压着，我们上北京来找党中央毛主席来报告灾情来了。他说这么严重。我说那可不。我说我们以为这是个大地方，他说同志，这是咱们的国门。他说我，到六部口以后右转弯，找府右街4号。这我们就很快的找到了府右街4号，当时是国务院接待站。结果进去了以后，在那儿一停车，马路边的雨水这么高，我一看这不中，这一身哪中。我就手上都是血和那个小孩他妈的脑浆子。我就洗，把脸上也洗干净了，都使那雨水。我洗完了以后，我说小崔有东西吗？有东西吗？我说光着进去也不中。他说这儿有破大衣。修车的破大衣，都露着棉花，都是油，我披了。车上还有个破帽子，砸这么个大窟窿，就那个安全帽。我就戴上了。进去。进去了以后一个五十五六这么一个领导干部吧，山西的口音，我这么一说。他说这么着，你赶快把你们的政治面貌写一下，写完了以后，这个领导同志拿着写的这个就进屋去打电话。也就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赶快上车，咱们上那边去。上那边去，咱们也不知道哪边，赶快就上那个车。正要出门口，空六军的刘户然副政委到了。他们是坐着曼二飞机，这个飞机是兰州军区的，在东北是转场，就是东北执行任务以后在这里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再起飞回兰州。结果就利用这个飞机，北京地区上空是禁区，不是说什么飞机都可以进的，结果他们在飞机上待了有两个多小时才下来。他得联系，他在空中待的时间太长。都上了我们那个车，领到中南海的北门，就是现在北海图书馆对着的那个门。
到那儿有几个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个比一个精神，打着雨伞在那儿等着呢。这个同志就下车以后把这个交给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看了看，哪位是李玉林同志？我说我是。哪位是刘户然，这几个工作人员打着雨伞，把我们领到一个大会议室，那里头几拉拐弯的，反正有棱有角的地方都有岗，都有卫兵。结果到这个会议室门口，我一看全是中央领导同志在里头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座上坐着，有的是两个人谈话，有的是低头这么来回走着。一看到我到了以后，就这些老头们全是一路小跑，在前面走的是纪登奎。纪登奎一边走着一边喊，哪位是李玉林同志。我说我是。上去就拥抱。抱的紧。那时候咱们当时真是好像一个没娘的孩子可见到亲人了。哭啊。结果家下身都是深色的衣服，布鞋，上面都是白汗衫，他一拥抱身上全脏了。看着我哭他们也掉眼泪，都掉眼泪。都拥抱完了以后，纪登奎就把我这么搂住了。他说李玉林同志，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我说副总理，我说家里情况我根本不知道，我说脱险以后就到北京来找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灾情来。我就想快说。纪登奎说，李玉林同志不要着急。到党中央了李玉林同志你就是到家了，不要着急，这一路上很辛苦，天又下这么大雨，多喝点茶水。这里面为啥不让说呢，后来那个新华社记者告诉我。毛主席那阵病已经很重了，一听说唐山来人了，毛主席非要听。可是当时毛主席病挺重，又怕一听到以后，一激动，出事了谁担。毛主席生气了，他那个床是木板床，上面一个白布单，就敲这个木板床，生气了，谁说也不听了。这几个人也没主意了，最后和我们几个商量，他是你不让他，他生气气坏了谁负责呀？干脆这样，告诉吴阶平，你们把所有抢救毛主席的措施都准备好。让毛主席听。最后新华社告诉我，你哭着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哭着听，一边哭着一边拍着大腿，唐山人民遭难了，唐山人民遭难了。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跟老百姓那真是血肉关系，是心心相连。
邢云：28号当天，李玉林从北京赶回唐山，立即投入到救灾的队伍中，3天以后，他才见到了妻子和孩子，并得知自己遇难了22位亲人。如今，李玉林老人就住在离抗震纪念碑不远的一栋楼房中，听完了李玉林老人的讲述，我的脑海中闪现的还是时间所记录的汶川地震后的救灾过程。14点28分，汶川地震，14点55分，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16点40分，温家宝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赶赴灾区。22点，他已经站在聚源中学的广场上十分沉重地向遇难人员的遗体三鞠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人物周刊》在我们记住灾难的时候，也让我们记住感动。